毛泽东创造性运用《道德经》
审视历史，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引领中国人民投身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对《道德经》等传统优秀文化经典中所蕴含的丰富精神资源进行了创新性的融合与应用，这对于深入理解与掌握“第二个结合”的深邃含义，无疑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2024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对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具体要求，并着重强调了“学习党如何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曾言：“所谓的‘大师’、‘大家’，并非仅仅是指那些具有显赫地位的人，而是指那些拥有杰出作品的人。当我们提及老子、孔子、孟子，脑海中浮现的便是《道德经》、《论语》与《孟子》。”（出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4页）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道德经》、《论语》等中华文明的杰出作品进行创新性应用，是推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关键所在。
简要回顾毛泽东对《道德经》等古典文献中诸多典故的创造性诠释，以及他从中汲取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及语言特色，不难发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富有生命力的语言表达，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深入理解和推进“第二个结合”过程中的三个关键维度。
一、价值取向：深刻领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名言中蕴藏的对人民力量的崇敬与高度关注。
“毛泽东在阅读古籍的过程中，始终秉持一个根本观点，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将古代典籍《道德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蕴含的对人民力量的敬畏和重视，延伸为对“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的豪迈宣示。1949年8月，新华社发表他写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再评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信。社论揭露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侵略政策。毛泽东写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正是人民的逻辑。”
人民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固有特质，并在中华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不仅《道德经》中蕴藏着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相契合的丰富资源，即便在《论语》等先秦经典中，此类资源亦同样丰盈。正如《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所载：“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人民立场不仅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中，同样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引领人民共同推进的治国理政方针与实际行动之中。
“我们目前实行的这一制度、这一计划，将逐年推动国家走向富强，逐年见证国家的富强。而这种富强，是全民共享的富强，这种强大，是全民共有的强大，每个人都能够分享其成果。”他坚定地强调：“这种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并非未知未来之事。那种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状况，应在几个五年计划内逐步得到解决。”
概括而言，在价值观念的审视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赢得人民的支持，克服重重难关，连续取得辉煌成就，关键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巧妙地融合中国特有的实际情况，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二、思维艺术：深入领会“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等哲理中所蕴含的矛盾双方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则。
辩证唯物主义揭示，矛盾的对立面在特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毛泽东深谙古代典籍《道德经》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所蕴含的辩证哲理，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应用与提升。
“《水浒传》中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实例。”
毛泽东于1937年，在抗大讲授哲学课程时，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该书的封面印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矛盾双方在斗争中，无不在特定条件下实现相互转化。在此，条件至关重要。缺乏相应条件，矛盾双方便无法实现转化。”毛泽东对老子《道德经》中朴素辩证思维所蕴含的深刻洞见及其局限性进行了深入剖析。20世纪80年代，著名道家研究学者陈鼓应在《老子与孔子思想比较研究》一文中亦指出：老子堪称中国哲学史上首位辩证法论者；作为史官，老子深切感受到春秋时期社会的剧烈变革，其辩证法思想正是这一时期动荡的写照；然而，其辩证法并未充分强调在向对立面转化过程中的主观条件。
毛泽东不仅揭示了老子《道德经》中蕴含的辩证法精髓，更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着重强调了矛盾双方转化中的“条件”至关重要。他前瞻性地指出：“当前美国操控联合国多数票以及控制世界诸多地区的态势，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这一局面终将发生转变。我国贫穷落后的国家地位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无权状态也将随之改变，贫穷将转化为富裕，无权将转化为有权——这是向对立面的发展。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人民团结一心的奋斗。”毛泽东的这一科学预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步成为了现实。
“事物向相反方向转变，需满足特定条件。若要将不利变为有利，对于缺点和错误而言，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总结经验，能否从教训中汲取智慧。如此一来，缺点和错误便能转化为宝贵的经验。”刘少奇的这次讲话以及他提交的书面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周恩来、刘少奇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上述讲话中并未直接引用《道德经》等古代典籍，但他们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法，与《道德经》中“祸兮福所倚”所体现的朴素辩证思想，实则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概括而言，在思维方法的层面，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巧妙地将不断演变的现实情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相结合，汲取其中的积极养分。我们熟练地运用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思维，在逆境和挑战中捕捉有利条件和积极元素，善于将危机转化为机遇，这成为我们在不断抵御风险挑战过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
三、语言运用：巧妙融入富有生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使党的创新理论更加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
马克思与恩格斯曾断言：“语言乃思想之直接呈现。”在《我与〈资本论〉翻译》一文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家张钟朴阐述道：为使经济理论更加生动且具有说服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引用了超过60部文学作品，并巧妙地运用了70余处文学化的表达。
“我们还需汲取古人语言中充满活力的精华。”他本人更是擅长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语言资源，生动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在阐述党委会运作方法时，特别突出了“互通情报”这一关键环节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党委成员之间必须相互通报所掌握的各类信息，积极进行交流。这对于形成统一的语言基础至关重要。然而，有些同志未能遵循此原则，反而如同老子所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导致彼此间难以形成共同的语言。”此处，毛泽东巧妙地引用了《道德经》中的生动比喻，为那些信息不通、缺乏交流的党委委员勾勒出一幅形象，提醒他们消除隔阂，“互通情报”，进而达成共识。
在1959年12月至次年2月期间，毛泽东同志与党的理论专家们共同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紧密联系我国的具体国情，深入探讨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观点：“我们必须提倡勤俭节约，注重发展再生产，坚信共产主义的未来与愿景，并以此理念启迪民众。我们必须坚持个人利益服务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务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务于长远利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若仅着眼于脚下，而忽视了未来与长远，那么何来远足的激情与动力呢？”《道德经》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成语，凸显了打好基础（“始于足下”）的关键性。这是真理的一部分。针对当时苏联社会过分强调个人、局部和眼前利益的问题，毛泽东以其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强调了勤俭节约、发展再生产，以及共产主义未来与愿景（“千里之行”）的重要性，从而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成语进行了创新诠释。这种前瞻性思维，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现实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若舍弃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宏伟目标，我们将迷失方向，沦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牺牲品。”（《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2页）
概括而言，在语言风格上，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紧密贴合我国实际国情，擅长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丰富的语言营养，使得党的创新理论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进而凝聚起一股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
四、审视毛泽东对《道德经》等古典文献的独到运用，我们得以从三个关键维度洞悉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其根本在于二者间的内在共鸣。唯有相互契合，方能实现真正的有机结合。毛泽东同志便是对诸如《道德经》等经典文献中的精华部分进行了创新性的整合，从中挖掘出与马克思主义理念相契合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表达方式。这种创新性的整合与提炼，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领悟并实践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与实际，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坚守人民立场、运用辩证思维、运用充满活力的语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三个关键维度，亦是推动“第二个结合”进程中的三个主要着力方向。
立足于价值导向，我们需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历史唯物主义精髓，以此助力党和人民事业不断迈向新的胜利。例如，从“民以食为天”、“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古训中提炼出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坚定地把握住保障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加速构建新的发展格局，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又如，从“以百姓心为心”、“修己以安百姓”等思想中汲取对人民需求的深切关怀和重视，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坚守党的群众路线，切实推进共同富裕，将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确保发展成果更加广泛、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在审视思维方法的过程中，我们需着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精髓，以便准确把握并有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从而提升各项工作的成效。例如，我们可以汲取“事必有法，然后可成”这一理念中对规律性的重视，以此强化我们的辩证思维，提升应对复杂局势、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又如，我们应借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以及“知行相资以为用”等格言对知行合一的强调，学习并掌握认识与实践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坚守实践至上的原则，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
审视语言风格，我们应当学习、传承并巧妙运用古语中充满活力的元素，持续孕育出新的优秀文风。文风与党风相辅相成，党风映照着文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征程中，党始终高度重视文风建设，并致力于从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丰富宝藏中提炼积极的语言养分。毛泽东曾言：“语言这门艺术，非得下苦功夫不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7页）鉴于此，深入学习、传承并运用古语中蕴含的鲜活元素，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刻苦钻研，深刻领悟其蕴含的道义、哲理。唯有深入领悟，方能结合时代实践，灵活运用先辈们留下的宝贵语言财富，从人民的智慧中汲取灵感，持续培育新的优秀文风，使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成为贴近实际、汇聚民智、顺应民意、赢得民心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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